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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历史发展 2020-03-18 15:49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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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惨案发生的原因【永利皇宫登录网址】

当轮到戈尔博夫斯基时,他和战俘营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意识到,希特勒分子将要处决波兰人。在一个黑夜,他们被装上汽车并带到了森林中一个大坑里。戈尔博夫斯基在黑暗中得以悄悄爬到树上,从树上他看到了,他的朋友是怎样被屠杀的。他很幸运,因为德国人没有核对名单,没有寻找戈尔博夫斯基。

卡廷惨案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进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俘虏约25万名波兰军队官兵。苏联随后将波兰官兵分别关押在一些新建的战俘营。其中的斯塔罗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3个战俘营,关押着包括9000名军官在内的共约1.5万名波兰战俘。

1943年4月13日,攻入苏联境内的纳粹德国军方宣布,在德军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卡廷森林地区发现被苏联军方屠杀的波兰军人万人坑。4月15日,苏联发表公报,对此予以断然否认,宣称这些波兰战俘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后落入德军手中,是被德军所杀害的。此后,苏联和德国均组织调查团前往卡廷进行实地调查,但都没有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审讯纳粹德国战犯时也回避对卡廷事件的明确表态,从而使之成为一桩未了的迷案。

此后,波兰方面和国际社会针对苏联政府的说法多次提出怀疑并展开激烈争论,但苏联政府始终坚持既定的立场。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自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在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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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卡廷纪念碑前单膝下跪

卡廷事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就会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直至当年5月中旬,苏联方面在卡廷森林共处决波兰战俘4421人。他们被分别埋入8个大坑,上面铺满松树和白桦树。除卡廷森林外,苏联方面还在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枪决了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枪决了6311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其他战俘营和监狱枪决了7305人。加上卡廷森林枪决的4421人,共计21857人,其中包括约1.5万名波兰官兵俘虏。

1940年,大约2.2万名波兰精英在苏联斯摩棱斯克以西的森林遭集体杀害。1990年4月,苏方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4月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乘专机赴俄罗斯参加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飞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失事,包括卡钦斯基在内97人全部遇难。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联出兵波兰后的12天作战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波军官兵近25万人。

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正是这一类人,成为后来所谓“卡廷事件”中无声的主角。

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苏联当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来。

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在苏德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握有选择解决矛盾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1940年3月5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一处比较大的修改,是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从负责审查这些案件的3人小组中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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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原内务人民委员会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

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果不是后来因为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

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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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

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

第二份材料是波兰驻英国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

无论是法西斯德国、现在的波兰,还是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都认为卡廷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季,即卡廷大屠杀是苏联所为,苏联应对卡廷惨案承担责任。但苏联调查卡廷犯罪的“布尔坚科委员会”早在1943年已明确指出,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之前,斯摩棱斯克州存在着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波兰战俘从事修筑公路等劳动。也就是说,波兰战俘并没有在1940年春季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卡廷大屠杀发生在1941年7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该地区之后。

但对不上茬儿的情况又十分明显:安东尼·戈尔博夫斯基并不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名单之中。但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梅德韦杰夫书中的“安东尼·戈尔博夫斯基”就是波兰军官戈尔比克·安东尼·亚诺维奇——1913年生人,1940年前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

希维亚泰克在《卡廷森林》一书中写道:

1943年,伊涅萨·雅科夫连科寄给安娜-亚历山德拉·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一封信,信中告诉她,她的父亲波卢扬·罗加伊沃和其他波兰俘虏在1941年秋初被德国人杀害。

【“1月份,我们与一位波兰人取得联系,他是克列索夫斯克区亚姆内村的居民。他自己找到我们的情报员并做了自我介绍:‘安东尼·戈尔博夫斯基,波兰军队前龙骑兵’。他穿着怪异,赤脚穿套鞋,手中拿一把伞。有一天他骑着一匹瘦马到我们这里来,赤裸双脚戴着刺马针。戈尔博夫斯基说话很快,用的是假声。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情报员说他是‘法国人’。他讲到在他的村子里居住的叛徒们,他请我们镇压他们,然后请我们授权他组织波兰游击队。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法国人’,但之后被他说服。的确,他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对希特勒分子的仇恨,并准备与希特勒分子进行殊死的斗争。”[11]】

根据科特利亚尔的说法,这位军官本人承认他参与了在卡廷对波兰人的屠杀。而且,该德国人同意到卡廷现场指认,屠杀波兰战俘是如何进行的。他从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那里得到了与德国人赴卡廷出差的命令。科布洛夫当时任苏联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局局长。他是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的弟弟,波·科布洛夫是斯大林亲自确定的“三人小组”成员,该小组在1940年春决定着波兰战俘的命运。众所周知,哥哥波格丹一直是弟弟阿马亚克的保护人。

传奇游击战指挥官,苏联英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撰写的《精神力量强大的人们》[10]一书的相关内容,是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特别营”的另一证据。

1940年5月11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事务管理局1940年5月5日的059/1号命令名单,安东尼·戈尔比克从科泽利斯克被押送至斯摩棱斯克。在这一名单中,他的名字是54号。在1943年的德国掘尸检验名单中,没有安东尼·戈尔比克的名字。但在卡廷纪念综合体纪念碑上,似乎1940年已被处决的安东尼·戈尔比克(Antoni Gorbik,1913年生人)占有一席之地。

13http://wwwindekskartaorgpl/pl/szczegolyjsp?id=1077.

14см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к годовому отчету Вяземлага НКВД СССР за1941гп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автомагистрали Москва-МинскГАРФ,фонд № 8437,опись № 1,дело № 458.

阿·卢金还谈到1941年7月份“撤走卡廷营波兰人行动”的情况。

根据希维亚泰克的说法,作为英国的侨民,他起初相信,卡廷的波兰战俘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的。后来他从“狱友”口中得到了有关卡廷问题新的、不为人知的材料,这些材料迫使他改变看法。1968年,他带着《面对红色法庭》一书的手稿回到英国,该书中的一章对有关卡廷屠杀的“德—波说法”提出怀疑。之后,这一章扩展为《卡廷森林》一本书。

波兰战俘特别营的存在是证伪卡廷事件的有力证据

看来,在波兰,得到特别关照的只是那些对卡廷犯罪持“德—波说法”的家庭。阿纳斯塔西娅·米罗诺娃和她的外祖母安娜·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是与上述愿望背道而驰的情况载体:波·罗加利-罗加伊沃中尉既是科泽利斯克战俘营,也是斯摩棱斯克近郊特别营的囚徒,屠杀他的,只可能是德国人!

四、 波兰战俘后代的书面证据证明:1941年波兰战俘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战俘营,德国占领该地区后,波兰战俘被德国人杀害

关于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营(即尼·布尔坚科委员会1944年撰写的关于卡廷事件报告所提到的关押波兰战俘的2号特别营)的存在,曾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第136独立押解营通信主任的阿·卢金,对记者弗拉基米尔·阿巴里诺夫[2]的讲述进行了证实。阿·卢金十分肯定地说,1941年,第136营负责警卫3个营:尤赫诺夫、科泽利斯克和卡廷营。卢金多次向弗·阿巴里诺夫重复这一事实:卡廷存在着这个营。

因此,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之前斯摩棱斯克州是否存在“特别营”是查明卡廷屠杀真相的关键:如果“特别营”子虚乌有,说明波兰战俘是1940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廷直接杀害的;而如果“特别营”的存在被证实,则毫无疑问,卡廷屠杀的元凶是德国法西斯分子,苏联屠杀波兰战俘之说不攻自破。

之后,在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他组建了游击队并与纳粹分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4年在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游击队被解除武装,波兰游击队员被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以查清他们与波兰国家军的关系。就这样,戈尔比克再次被关进苏联战俘营。之后他的命运已无人知道。根据某些材料,1945年他回到波兰。

2010年5月28日,俄罗斯年龄最老和最具权威的记者之一埃里克·索洛莫诺维奇·科特利亚尔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卡廷——我心灵的伤痛……》一文,证实了罗·希维亚泰克所提供证据的可靠性。埃里克·索洛莫诺维奇讲述了一位战后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特别战俘营服刑的德国军官的情况。

无论是1943年的法西斯德国、现在的波兰,还是苏联戈尔巴乔夫及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当局均认为,1940年春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斯摩棱斯克州的卡廷森林屠杀了波兰战俘。但苏联调查“卡廷事件”的布尔坚科委员会早在1943年已明确指出,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之前,斯摩棱斯克州存在着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波兰战俘一直在从事修筑公路等劳动。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后,“特别营”落入法西斯分子的魔掌,之后,波兰战俘被德国法西斯军队杀害。2012年3月,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关于“卡廷事件”的专着《卡廷:当代问题史》出版,其中的一章披露了大量材料,证实了该地区“特别营”的存在,以及布尔坚科委员会关于波兰战俘来不及疏散而惨遭法西斯军队杀害的说法是正确的。

梅德韦杰夫写道:“这个外表怪异的人组织了由周围村庄约100个波兰人组成的游击队。”[12]应该认为,戈尔博夫斯基对同村人参加游击队进行了动员宣传,向他们讲述了被德国俘虏和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的命运。

8Владислав 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75-177

【“指认了屠杀波兰战俘的监督位置,讲述了付诸执行的来自柏林的命令。一句话,德国俘虏作为事件见证人所讲述和指认的地方完全证实,希特勒在占领区又进行了一次野蛮的犯罪活动,但之后戈培尔却恬不知耻地说,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了波兰人”。[9]】三、死里逃生的波兰战俘安东尼·戈尔博夫斯基的证词: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特别营”的另一证据

但是,戈尔比克与其他波兰军官一样,被押送到斯摩棱斯克近郊的一个“特别营”。1941年夏,“特别营”被德国人夺取。在逃脱了卡廷森林的处决后,戈尔比克到达西乌克兰并在克列索夫斯克区住下来,那里生活着波兰少数民族。自然,在德国占领区,戈尔比克喜欢使用戈尔博夫斯基姓氏。

2012年3月,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关于卡廷事件的专着《卡廷:当代问题史》出版,其中的一章披露了大量存在“特别营”的证明材料[1]。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健在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当事人的回忆;对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好感的一位波兰人所着《卡廷森林》对卡廷屠杀真相的揭露;卡廷大屠杀中逃生的波兰战俘的说法;曾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州“特别营”的一位波兰军官后代提供的证词;独立调查人员获得的档案材料证据等。现将该章摘译如下供参考。

五、 独立调查人员谢尔盖·斯特雷金发现的档案文件证明:关押波兰人的“特别营”并非虚构

根据联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41年3月24日关于为工农红军空军需要而建设战地机场的决议,维亚济马劳改营的9个普通分营被调至苏联西部边境,而另3个分营,即9、10、11号“沥青-混凝土区”劳改营留在原地不动,它们位于斯摩棱斯克以西25~45公里处。

【作者:〔俄〕弗·施韦德,俄罗斯联邦三级国家参事;译者:马维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五期。

没有理由不相信阿纳斯塔西娅·米罗诺娃。她无意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其牺牲在卡廷的波兰中尉的亲属关系。她对牺牲的曾祖父命运的关注只是在她两次被拒绝发给波兰签证之后,并因此通过互联网讲述了她拟赴波兰产生的问题。还有一个事实推动她这样做,即她的外祖母安娜-亚历山德拉·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Анна-Александра Рогайло-Яковленко)也曾被禁止回波兰。波兰当局对卡廷牺牲人员亲属的特殊关注非常奇怪。

二、《卡廷森林》对卡廷屠杀真相的揭露

特别营疏散的中断,是由于苏联时期常见的原因——部门管理混乱。而这一原因又因战争而更加突出了。自1941年4~5月份,维亚济马特别营(在此之前组织上属于铁路建设营总局—ГУЛЖДС系统),将其12个分营中的9个分营(即АБР—“沥青—混凝土区”)由建设莫斯科—明斯克公路,改为在白俄罗斯建设军用机场,并归机场建筑总局负责。以格·艾·萨尔基相茨为首的维亚济马营领导从维亚济马搬至奥尔沙,奥尔沙距新的工作地点不远。但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依然留在原斯摩棱斯克州的驻扎地,转为搞道路修建工程,工程由公路总局负责。而自1941年7月2日开始,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同一天的第00849号命令,维亚济马营形式上完全从铁路建设营总局转归机场建筑总局管辖。结果,因为走马灯式的组织变动,在战争初期的混乱中,3个“特别营”就这么简单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3个总局之间“不翼而飞”。

1940年,当外祖母得知父亲——波·罗加伊沃从科泽利斯克战俘营转到斯摩棱斯克城郊的战俘营后,她与母亲卡塔尔齐娜·罗加伊沃到了那里尽量与他保持联系,弄点儿吃的。每一次,当俘虏们被带去劳动,她们总是设法接近俘虏队伍,多少也能了解一点儿关于我曾姥爷的一些情况,同时送给他一些吃的、衣物……纳粹分子入侵苏联之后,她们失去了与俘虏联系的机会,除此之外,她们自己不得不东躲西藏,但在此之前,她们能定期得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档案部门关于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特别营”的材料不仅被精心隐瞒,而且还到处藏匿。比如,已经查清,在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场建设总局文件分馆没有维亚济马劳改营3个分营(即9号斯摩棱斯克、10号库普林斯克和11号克拉斯宁斯克)沥青-混凝土区负责人关于1941年夏疏散人员和设备情况的解释报告。维亚济马劳改营其余9个沥青混凝土区有这样的报告,而上述3个分营没有报告!因为一旦报告公开,所谓1940年春苏联在卡廷大规模屠杀波兰军官的说法将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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