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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历史发展 2019-09-27 17:42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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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史观上复杂与多元

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始终打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据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35个、东南亚10个,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足20%。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场的日军人数仍远超过太平洋战场。

各种战争名称的内涵与问题

1937年日本精心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采用了“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尽早结束中日战争,避免陷入持久战;中国则采用了“持久战”战略,将日本引入持久战之中。面对强敌入侵,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呼应,共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另外,使用较为广泛的称呼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称来源于欧美,并不含有特殊的政治立场与历史观。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基本被定义为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这就无法涵括1939年之前以及爆发的中日战争,因此也受到质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大约在1985年开始出现,主要是为了补充太平洋战争史观中忽视东亚、东南亚战场的缺陷,强调应该全面分析东亚、东南亚、太平洋各战场的情况。但实际上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内在逻辑也是十五年战争史观的一种延长,因为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提法,事实上将作为亚洲主战场的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之间的关系解释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关系。目前,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因为相对较为客观,日本社会中出版的相关书籍开始逐渐采用这一说法。  

1、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一、日军所信任之村长、区长、镇长等。

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历经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重创日军。据日军作战记录记载,在上海作战中,中国守军的抵抗极其顽强,即使受到炮击和包围也不后退,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日本参谋本部称“战况悲惨”。在上海战役中日军死伤达4万余人。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守军决死奋战,“顽强抵抗到最后”,战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是役,歼灭日军119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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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努力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

五、县公署内职员等。

日本南进战略的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英法无暇东顾,给日本提供了南进契机。9月4日,日本因无法从中国脱身,不得已宣布“不介入欧战。”1940年5、6月,德国击败英法联军,法国投降,英军退守英伦三岛,英美均疲于应对德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便成为防务薄弱地区,为日本提供了南进“千载一遇”的良机。7月26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南进战略提上日程,但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迟迟不能付诸实施。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给予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1942年2、3月,日本大本营为防止美军以澳洲为基地发动反攻进行研讨,海军认为只有攻占澳大利亚才能遏止美军反攻,这就要从中国抽调大量兵力,但遭到陆军的拒绝。1943年初,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转入战略防御,急需大量的陆军,但此时日本陆军主力仍深陷于中国战场,从而为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创造了良好条件。可见,正是由于中国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才使美军能顺利地发动反攻作战,夺取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并未参加昆仑关战役(可见此役缴获史料的丰富),自编成后长期驻扎在山东,而其编成担任部队日军步兵第2联队此前则曾参与“讨伐”东北抗日武装,故而这本书中有相当的东北、山东等地的作战内容,就不奇怪了。

在敌后战场,1937年9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战役中全歼日军1000余人,取得了七七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同年11月太原失陷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挺进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共抗日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都可逻辑自洽

日本的北进政策是以中国为基地攻占苏联远东地区。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打中国,但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无力对苏作战,从而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应对德国的进攻,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最佳时机。当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但参谋总长杉山元反驳说,“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实际上不可能。”1942年12月,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展开激战,德国请求日本对苏开战,但日本因力不从心拒绝了德国的请求。此后,德国还多次请求日本对苏作战,亦遭日本拒绝,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得以全力抗击德国法西斯,确保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也表明,由于中国抗战的制约使日德各自为战,无法进行战略配合,成为有名无实的结盟,从而有利于反法西斯盟国对其各个击破。

日军与杨靖宇作战(其中部队番号当有误)

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世界各国从来都是互相支援的,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支援了世界。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北进战略、南进战略、西进战略、结盟战略的展开,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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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见,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启后,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日军在中国被迫进行两线作战,深陷于中国持久战的之中,导致其“速战速决”战略破产。以武汉会战为标志,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与国军杨秀峰部作战

二战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法西斯势力对内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对外实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其矛头所向,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无一幸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势力相继在意大利、日本和德国上台,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称霸世界、奴役全人类。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打响了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而在世界上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的大旗。

至于敌后武装发展的游动密探,亦值得注意。作者提到,日军曾于1938年7月在南流镇(今属潍坊安丘)捕获国军厉文礼(时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班长,发现“其采取我军之情报,诚巧妙之至。彼收买分遣队使用之儿童及维持会之苦力以之确实侦察列车转运之次数,输送汽车与兵器之数目,及分遣队之兵力、装备。一月之间,曾与在安邱之厉文礼连络达十七次之多。其他如牵骡马之农夫,与兵营四周之乞丐,均极为可疑。且有时尚有使用女子者,故于女教员、女宣抚官、女警察等,决不可轻易信任。”作者同时举例称,自己此前任职地(可能指东北)的日军所用的苦力,即受苏联领事馆收买,由垃圾中检取带有“秘”字的纸张送交苏联领事馆,即可受奖五元。

中国与美英苏一起参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1943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发表《关于普通安全的宣言》,宣布尽快成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决心将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剥夺日本因殖民扩张而攫取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土,为中国战后收复失地提供了庄严的国际保证,也为战后处置日本、重建东亚新秩序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确认了筹备联合国的原则,决定由美英法苏中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宣示了盟国对日作战到底的决心,宣布了盟国对日处置的基本原则,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上述盟国首脑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签署的协议和发表的公告,大多都与中国进行协商、署名后公示于世,搭建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框架,表明了中国在其中的重要贡献。

相反,日本的进步派主要采用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这与中国新近确立的十四年抗战的框架基本一致,双方都将战争起点定义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只是在时间计算上,日方采用了1931年至1945年经历了15个年头的算法,因此称作十五年战争。1956年,鹤见俊辅首次提出十五年战争的概念,之后不仅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明仁天皇也在2015年的新年感想中明确表示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也就是说,明仁天皇是十五年战争史观的支持者。十五年战争史观的中心论点在于强调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美日开战之间的连续性,认为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满洲国的问题是中日、美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便退出国际联盟,外交上陷入孤立),所以中国问题才是战争的核心问题。但是,十五年战争同样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主要是,一,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1941年日美开战放在一个连续性的逻辑中进行理解,意味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战争爆发不可逆转的时间点,这可能导致过低评价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后的和平时期(1935年中日两国还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提升为大使级),以及英日和谈、美日和谈等一系列外交和平工作。二,十五年战争没有涵盖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的行为,韩国及朝鲜方面无法接受这一称呼。三,即使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战争时间约为13年11个月,因此称十四年战争更为恰当。  

在正面战场,国民党政府数百万大军与侵华日军对峙,牵制和打击着日军。1939年至1944年,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作战,虽然中国军队败多胜少,但仍在与日军对峙,日本所期待的促使国民政府崩溃、结束中日战争的目标未能实现。1943到1945年,中国军队按照盟国的协定入缅作战,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惨重伤亡,相继解放了缅北和收复了云南边境地区,打通了滇缅公路,恢复了中国的外援之路,也为盟军在缅甸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搜索敌情,语言障碍自然是一大难题,作者继而谈到翻译(为中国人)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在现状之下,诚不易得到一优秀之翻译”,若有有价值的翻译,“对伊予以一百至二百元高薪待遇,亦属值得”。因此,此时日军济南特务机关已经着手翻译教育了。

2、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

对于我军的情报工作,本书亦有大量的描述,作者指出:“吾人周围受有敌之密探包围集中攻击”,“敌人之密探网,其布置极为巧妙,使吾人几不能不佩服之。”并列举可能被敌后武装发展为固定密探的人员如下:

日本的西进战略是企图进军印度、印度洋,在中东地区与德意会师,迫使英国屈服,再全力对付美国。1942年春,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军发动攻势,英军败退。5月下旬,德军进入埃及。德军的胜利,促使日本提出了西进作战计划。日本大本营认为,日本应与德意相呼应,进入西印度洋。7月11日,日本陆海军上奏天皇,决定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但同样是因为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使日本无力实施西进与德意在中东会师的计划。

三、警察署署长、署员。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就积极开展结盟外交。但除了苏联之外,美英等国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使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国际援助,长期在东方孤军奋战,备尝艰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建议中美英苏等国成立军事同盟,终于得到了美英苏的响应。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侵略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声明》,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为二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中国的结盟外交终于有了回报,中国也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但由于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武力打败了清政府,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美英政府于1943年1月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其他西方国家也起而效之,中国终于从法理上取得了与各国平等的地位。

“当时岞山方面‘通敌’者甚多”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在二战中敢于奋起反抗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也始终是亚洲主战场,坚持持久抗战,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苏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并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创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与美英苏并称为反法西斯四大国是当之无愧的。二战的胜利来之不易,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千百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为此,捍卫二战胜利的果实,维护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好形势,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1938年4月,作者在岞山(今属潍坊)任职时,宣抚班班长曾告诉他,岞山维持会会长王某“为一非常有学问之亲日派”,因此自己对他也特别信任。但是,此时,即便日军的情报网已经过整备,但是日军出动的情报仍然始终为我军所侦知,而对于我军的情报,日军则毫无所得。于是,一个月后,经过作者调查发现,王某是挪用胶济铁路公款的“著名不良份子”,此时他不惟一方面向我军通报日军行动,同时扣押下边密探上报的情报。

3、中国抗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的世界战略,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的作战

另外,就战争的长期性而言,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跨时较长,吞并琉球、台湾、韩国都发生在1910年代以前。因此,单纯以时间概念定义日本的对外战争,难免要追溯到1910年代之前。但是,1910年代前被纳入日本帝国体系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台湾、韩国的民众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下,间接或直接地作为日本人参与了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使得历史记忆变得错综复杂。  

中国战场对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作用表明,中国既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

二、火车站的职员。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日军,壮大自己。1939年11月7日,八路军在山西五台山反“扫荡”作战中,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出动100余团的兵力,在华北敌后袭击日军,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使日军华北主要交通线全部陷入瘫痪,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后日本大本营便将对华军事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从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扫荡”“清乡”为主要形式的“治安战”。但中共抗日武装在反“扫荡”、反“清乡”战斗中成长壮大,使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1944年敌后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年展开了全面反攻作战,中共抗日武装正规军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是中国反攻的主要力量。

本文介绍的这一种本来是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编印于1939年的《对义勇军战斗讲话案》。当时日语语境中的“义勇军”当指区别于正规军的各类武装,如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的日语译本中的“民兵”即被译作“义勇军”,东北沦陷以后,日本更有“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设置。具体这本书中所说的“义勇军”,则自然不独指东北义勇军,而是泛指各类敌后抗日武装。

联合国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参加了联合国从筹划到成立的全过程。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首脑讨论了有关建立未来国际组织问题,建议成立由美英苏中组成的四国机构负责联合国总机构的筹建,后被英苏认可。1944年8月17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联合国筹备会议,通过了建立联合国的议案,确定了联合国建立的宗旨和原则。1945年4月25日,应美英苏中四国邀请,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议,中国与美英苏一起主持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权利、义务和主要机构的职权。6月26日,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中美英苏等国代表分别签字,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也在宪章上签了字。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宣布成立,中国正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44年到1947年,中国还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建。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要求警备部队在警备区域内要达到不用使用地图的水平,因为“昭和十二年七月参谋本部所发行之十万分一地图,其中地形地名,均不精确。又县公署发行之地图,其地名虽略一致,然梯尺不正,因亦不能适用”。于是,警备部队需要在警备区域内长期驻留,以熟悉地形、路线,进而布置情报网,加强对各机关的联系。

以上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亚洲主战场。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曾赞扬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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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亚洲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但由于受冷战的影响,战后七十年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却受到西方的漠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成为“被遗忘的盟友”,这是不公正的。

史观复杂与多元的背景——战争的多面性与长期性

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解决了”。但战端一启,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日本不得不渐次增兵。到武汉会战时,日本将陆军34个师团中的32个师团,即94%的兵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投入到中国战场。

顾名思义,《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系列书籍系翻译自昆仑关战役中国军缴获的日军文件,本文介绍的其中的第六种乃至于其他各种均是由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昆仑关战役中国军主力)翻译、编印于1940年1、2月间,此时昆仑关战役尚未结束。整套书就笔者所见,至少出版了12种,本平台上存有其中的大部分(http://t.cn/RmFU9uh)。黄旭初后来回忆称,国军将昆仑关战役中卤获的各种文件,整理编印并呈送国民政府并分赠全国国军。这一说法确属实在,《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这套书不惟被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所翻印,甚至远至陕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亦翻印了这套书。当《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前四种印发时,蒋介石即在参谋长会议上强调其重要性。

另一方面,日本的保守派偏爱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名称,试图对战争进行美化、正当化的处理。大东亚战争这一称呼在1941年12月日本的大本营会议与阁议中首次确定,声称日本为了解放亚洲而驱逐欧美势力,通过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5年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司令部曾明令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但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该命令失效,同时,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因此这个称呼获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近年,也有日本学者从学术意义上主张采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主要的强调历史研究的同时代性,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历史上日本政府正式使用的战争名称,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由于大东亚战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美化战争的特质,容易被曲解与“添油加醋”,所以相对客观中立的日本媒体与学者基本上会避免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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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中国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取代以往八年抗战的称呼。这则消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战争名称的选定不仅为历史叙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与范围,更体现了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因此可谓意义重大。同时,这种变化的影响还可能延伸至对外关系层面,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存在争议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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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称呼与认识,则显得异常地复杂与多元。一方面,这是思想市场与言论空间较为广阔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的各种史观处于一种相互说服的竞争状态,也可称做混乱状态。日本在史观上的复杂与多元状态不仅会反映在日本的对外思想上,也会以历史问题的形式直接影响日本的对外关系。因此,在讨论中国抗战史观变化的同时,观察日本视角下的战争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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